雅俗文化的碰撞
2013-02-26 10:24:02   来源:《礼志》杂志   点击:

雅俗文化碰撞自先秦开始,可以剖分为多个层面,即高雅与低俗、高雅与通俗、古雅与流俗等,它们相互对立又共存互动,各守畛域,争夺着社会文化空间和消费群体。

  大街上无处不飘着《江南style》,网络中不出数日又出现引爆人们眼球的芙蓉姐姐、凤姐、郭美美等人物,书店里畅销的全是各类“心灵鸡汤”以及对古典名著的各种歪曲解读,高雅的诗词歌赋默默退到一个角落,似乎成了不接地气的古董。

  高雅的文学、艺术与通俗的文学、艺术之间的对应关系,相互纠葛,相互对立又共存互动,各守畛域,争夺着社会文化空间和消费群体。“雅俗之变,又可以剖分为多个层面,譬如高雅与低俗之辨、高雅与通俗之辨析、古雅与流俗之辨”,韩经太教授如是说。韩经太先生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古代思想史专家,他对“雅俗碰撞”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谓感触良多。古代雅俗之别多属于高雅与通俗之分,而现代的俗则多为低俗、媚俗、流俗。

  金庸武侠小说曾虏获了大批观众,以曲折迷离、可歌可泣、侠肝义胆的英雄故事,爱恨纠葛的情感传奇,着实掀起了一股金庸热。而琼瑶所描绘的没有爱情即不可活的缠绵悱恻的爱情,让无数读者心向往之。三毛对生活、爱情的浪漫、执着也赢得众多追随者。现在更有无数光怪陆离的穿越小说横空出世。歌坛里则流行的是《那一夜》、《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这些通俗文艺获得过无数掌声。而传统诗词、高雅艺术、京剧、昆曲则举步维艰,欣赏者寥寥,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已进入“现代文学已死”、“小说已死”的尴尬局面。雅俗之争充斥着文坛、歌坛、舞坛。当然,这是高雅与通俗之间的不对等。

  更甚的是以炒作、爆粗口、恶搞、炫富、出丑来吸引人们的视线,这些赤裸裸的低俗、媚俗的东西不断地在扩张,甚至引领潮流,我们传统的审美意识观念不断被颠覆。在现代都市中,人们从服装暴露、发式怪异、语汇夸张、歌曲低俗、色情来博得关注,以此“爆满”、“轰动”、“走红”,这些流行元素并不是因为自身蕴含有艺术和审美价值,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变异的“增值”。

  韩经太教授说:“发轫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新艺术的思想主体,以提倡通俗文学艺术为主导精神,同时表现出代表平民阶级来批判贵族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是情势下的雅俗之变,与此前崇尚高雅的文化艺术价值观,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就像‘劳工神圣’的口号所标示的那样,对通俗文艺—大众文艺的崇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可共处的特殊态势。表现出颠覆高雅文化、高雅艺术倾向的文化艺术新传统。”正是二十世纪初对高雅文化的过度颠覆,过度的崇俗贬雅,使一些高雅的文学、艺术形式气息越来越微弱。

  雅俗文化碰撞的源头,最初表现在《诗经》里。《诗经》分风、雅、颂,“风”为民俗歌谣,是人们表达情感、喜怒哀乐的民俗歌谣,多出于街头巷尾;贵族宴飨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则被认为是雅,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方面的音乐都是雅乐。雅主要用于政治教化,而俗则是为了娱志抒情。可见,古代的雅俗,如韩教授所言,表现的是崇尚高雅文化、高雅艺术的文化艺术传统,如视高雅文学为“纯文学”或“精英文学”,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则视诗文为高雅文学,而坊间说话、勾栏演出则属于低俗文学。即古代雅俗之分并非艺术价值高低之分,而是来自于创作阶层的不同。十五国风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小儿女情感,有“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的民俗风情,有“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夫妻对话,有描写农耕生活的《七月》。而小雅则有《鹿鸣》这样描写贵族阶级宴请嘉宾之诗,宴请之时讲究音乐、乐器、美酒、美食以及礼仪,甚至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大雅更是一些隆重典礼、祭祀时的歌乐。雅俗之分,表现出儿女情长纵然可爱,却无法承载当时社会传承文明的作用。

  俗文化历经先秦时民风,汉代相和歌词、百戏、倡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三国六朝绵延不断的散乐百戏,唐代时广为流行的散乐、歌舞戏、参军戏、俗讲、曲子等民间艺术形式,宋元时期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清代小说,民国时白话小说,逐渐呈现雅衰俗盛的态势。深圳大学副教授、诗人徐晋如先生言:雅文化必须孤芳自赏,必须抱残守缺,而俗文化一定是为人的文化,是为了取悦他人,谄媚他人的,切合人们的胃口,满足人们的欲望。他尤为推崇雅文化,认为雅文化能正社会之风。

  雅俗文化在互动中呈现一个规律: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一个由俗到雅而后衰落的过程,或者说是由俗到衰落然后再变雅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雅俗之所以可以互相转换是因为雅俗各自拥有美的一面,是因为古代按创作阶层来分雅俗。《诗经·国风》明白晓畅,生动优美;汉乐府质朴而情感丰富;词更是意境优美,意味悠长;昆曲、京剧对艺术家的水准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它们曾经属于俗是一个时代的选择。“雅俗的分别,会因时代的变迁微有不同。昔之靡靡之音,可能会成为今之大雅正声。比如在唐五代两宋,词是俗的,但到清代以后,词就是雅的,在明代,昆曲是俗的,到清代就是雅的,京剧在晚清民国是俗的,到今天就是雅的。雅一定是指超越社会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只能为少数人欣赏的东西。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才有向上的可能。”徐晋如先生如是说。当戏剧、京剧、昆曲成为日渐没落,欣赏者日渐稀少,便也转俗为雅,成为今日的奢侈品。

  古代“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高于情欲和感官的文学、艺术被称为雅,而俗的艺术、文学更加切合大众的胃口,从感官上带给人们一定的快感和轻松。徐晋如先生说:“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否定掉贵族、否定掉士大夫,文化开始堕落。愈是没有价值的、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欲望的,愈得行销畅旺。”

  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忙碌,导致现代人们难以喘息,而对高雅文艺则敬而远之。闲暇时,宁愿去夜场消遣,听粗俗的音乐,而不愿沏一壶茶,读一本书。为了娱乐自己,让奔波、忙碌、疲惫的神经松弛下来,换取一时一刻的轻松,给日常生活添点笑料,所以人们去“欣赏”各种违背伦理道德的现象,热过了,火过了,这些轻薄、浮浅与人表层的感官享受密切相关的东西,最终便会有更夸张的新的笑料代替它,覆盖它,最终它会默默退出历史舞台,没人愿意再去翻出来。雅的文化、艺术则不然,表现出持久弥香的韵味,因为是集聚了人们的智慧,融合了众多心血,是精心打造出来的,能带给人精神的共鸣,唤醒人们潜在的力量。对此,徐晋如先生大声疾呼:“雅的价值,在于它合于人的性情之正,有向上的精神维度,而不是诉诸人的简单的感官刺激。中国古代,从来都是崇雅贬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有向上的要求,否则社会文化就会江河日下,不停堕落。”韩经太教授说:“雅俗之辨是必不可免的,雅俗共赏是众所期待的,‘低俗’而又通行是不可容忍的”。李白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有许多人,却出淤泥之不染,默默坚守对高雅艺术、文化的追求;有许多人,呼吁去粗存精,保留文化、艺术之精华,除去糟粕;有许多人,坚守心灵的净土,潜心修行,洁身自好;有许多人,正丧失精神的家园,内心漂泊,惘然无助。

  当温饱已经不是困扰我们生活的元素时,精神的飘荡和空虚让我们的灵魂无安生之所,在“今朝有酒今朝醉”之后,是身体和心灵的全面虚脱;历经一场场感官的宿醉之后,更加希望得到救赎。司马迁为保存历史真实而发愤著书,屈原哀民生多艰而作《离骚》,杜甫忧国忧民而作《三吏》、《三别》,鲁迅斥社会黑暗而予以“投枪”、“匕首”。今日之萎靡风气,扭曲、变态的伪艺术形式弥漫全球,谁还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有信仰,有精神呢?我们需要内心的光明,需要信仰,需要精神的力量,如同诗歌:“连那些病者和产妇,连那些衰老的人们,呻吟在床上的人们,连那些因正义而战争的负伤者,和那些因家乡沦亡而流离的难民,请叫醒一切的不幸者,我会一并给他们以慰安,请叫醒一切爱生活的人,工人,技师及画家……”需要叫醒一切沉睡的灵魂,拯救我们沉湎于颓废之中的生活。
  人们在追求高端的生活方式时,必须有健康的精神食粮,而高雅的的文学、艺术,犹如黑夜星辰,如星星之火,在某些时候,与人心灵碰撞,产生共鸣,甚至让人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古典的诗词歌赋,古雅芳香;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人们在曲子里感受到命运的跌宕起伏,感受到搏击生命的力量。它撞击着人们的灵魂,震撼人们的心灵,给人以动力和希望,如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芭蕾之美,超凡脱俗,像天使在舞蹈,世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曲高自然和寡,然而大浪淘沙,真金会留下。在纷繁的红尘俗世里,我们更需要的是守住文学、艺术的净土。寻找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文化,让精神丰满。

  “雅俗共享”,即雅俗各有价值,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低俗现象,违背伦理道德的伪文艺则必须遏制。李白曰:“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屈原以汨罗之水清洗世间污浊,而今之文化、艺术也亟待清洗,还原洁净、崇高的灵魂,方能承载灵魂之舟,方能守住洁净之域。“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雅音不可灭,高雅、健康的文化,永远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承载修身、养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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