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瑾:傣族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
2013-09-02 10:1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点击:

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张公瑾
 
  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古籍和傣族研究。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傣族研究,特别是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我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自己的学术之路的。
 
  我的傣族研究之缘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学习。华东教育厅下发一个文件,说要从大学一二年级文科生中招收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毕业后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抱着对祖国边疆的向往,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批准后就于当年11月初来到了首都北京,开始与民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初,我被分配学习布依语,同时接受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严格训练。1952年8月,调来了傣族教师方伯龙同志。当时教民族语的教师都还没有教学经验,需要一个学过语言学的人配合他一起编教材,对学生进行辅导。这样我就被调出来与方伯龙合作,提前学傣语、傣文,并一起编教材、作辅导,开始了傣语教学工作。过了不久,又调来了孟尊贤同志,我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不过,那时学的是傣语德宏方言。到了1955年,从西双版纳调来了刀新华同志,我又从事傣语西双版纳方言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延续至今。那时的西双版纳还叫十二版纳,是个非常神奇、令人向往的地方。1958年初,我和刀新华带领学生到西双版纳实习,参加社会历史调查,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正是这一段经历,奠定了我后来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基础。
 
  关于傣文古籍研究
 
  我对于傣语的研究都是从教学过程中受到启发,为教学需要而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重点都在傣语语法方面,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中最具特点的语序问题。傣语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傣文却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我国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都有新老两种文字。新傣文是现实应用的文字,而老傣文记载了大量历史资料,更是研究的宝库。1975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邀我去帮助他们编馆藏的傣文文献目录,使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傣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我找到了水野弘元的《南传大藏经总索引》,后来又在曼谷买到了一册《汉梵英泰佛学辞典》,使我对傣文佛典的翻译有了科学的依据。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我参加他们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项目,我又开始了解傣族的天文历法及其文献。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1983年,我成为教育部(当时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我逐步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老傣文古籍的研究上来,并主要做了几件事:编译了北京各单位所藏的傣文文献目录,摸清了国内贝叶经的保存情况,编了部分傣文文献图谱,翻译了《续泐史——近百年大事记》,译注了两部傣文的天文学文献。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意义最大的是两部天文学文献《苏定》和《历法占卜要略》的译注,我还撰写了解释性的文章,即《傣历中的纪元纪时法》。我把两部文献中的计算程序公式化了,从而解开了傣族天文学的计算数据的奥秘。有了这一套公式,就能计算出每年的泼水节日期、八月份的大小、当年有无闰月等,还能计算各种天体的运行位置。我编过两册年历表,一册是《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这是完全按计算公式推算的;另一册是《西双版纳傣历年历汇编》,这是按照多本已有的傣历年历表译成汉文,汇拢成册,是一册二百多年的年历表。
 
  由于有傣文古籍开路,我逐渐地进入了少数民族古籍的领域。随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国家民委系统性的古籍工作的开展,我很快就进入到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中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006年,我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出版,这部书集中了各文种专家的智慧,以词条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我国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籍精品,共收录精选的4000多个条目,涉及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古籍和价值较高的口传文献,内容丰富,准确地介绍了有关古籍的作者、时间、内容、版本等特点,对当时开展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2007年,文化部成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我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又被聘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这方面工作规模最大的是参加国家民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辑工作,由我担任主编。这项工作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编印出版24册,全套书出齐估计会有六七十册。
 
  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是我60年来理论思维的结晶。我刚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时候,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能训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在系里系外既上傣语课,也上语言学概论课。当时民族学系的林耀华先生邀我给他们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语言学概论课,我考虑到民族学系的特点,就把民族文化结合进来讲,这就是我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开始。1998年,我出版了《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书中已涉及一些浑沌学问题,但还没有展开。20世纪90年代初,我把浑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语言学研究中来,这是语言学方法的一场改革,其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此后我结合几次有关问题的讨论会,写了浑沌学与语言研究的系列论文,进一步阐释浑沌学思想。
 
  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常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浑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我常要求我的学生在看非语言学的书时想着语言学问题,在看语言学的书时想非语言学的问题,这才有可能借鉴别的学科的成就来刺激本学科的发展。我认为,培养自己的理论爱好,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文化语言学、民族古籍和傣族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工作现在已有很多人在做,但有时我又有一点疑惑,比如傣族天文历法的研究,还有人会继续下去吗?这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是要懂老傣文;第二是要懂一点天文学知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决心和时间。在课堂上,我曾对学生说,对老师的最大回报和鼓舞,就是要超过自己的老师。对此,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佛家的一首“西江月”,它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似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人生中有些看似很有用处的事,常常是没有用的,有些看似没有功效的事,到时候常常是很有用处的。一切都听其自然,只要永远有一颗进取的心。这既符合我的浑沌学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理念。(作者:张公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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